今年以來，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中國提出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發展方向，力求做大做活國內市場，并繼續堅持開放以促進產業鏈持續升級。在筆者看來，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格局需著力打造兩大支柱：在實體經濟層面，支柱是新型城市化，而在金融體系層面，支柱則是人民幣國際化。雙支柱齊頭并進，對于中國在逆全球化的外部格局下保持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城市化2.0

疫情之下世界加速多極化，打通“國內大循環”，筆者認為，城市化2.0 （以都市圈和數字新基建緊密結合為特征）是關鍵抓手，有助于中國抵消逆全球化和人口老齡化的拖累，繼續邁向高收入國家。尤其值得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風險挑戰，并沒有導致城市化2.0放緩，反而使其進一步加速。筆者認為，城市化2.0的三個政策發力方向近來愈加明確，即：數字化、新基建和要素流通改革。

首先，新基建加速推進。以5G網絡為例，其鋪設并沒有因為疫情或者中美科技壁壘而減緩，上半年中國建成5G基站25萬座，覆蓋50個城市以上，預計到年底如期覆蓋300多個縣市。需求側，中國移動5G用戶數量在6月已經達到7020萬，幾乎是4G當年同等時間內普及速度的兩倍。電信運營商上半年工業互聯網收入也強勢增長。政府對5G的產業應用的關注與日俱增，重點行業包括醫療、電網及汽車。舉例來說，青島市于7月份建立5G智能電網，在縮短停電時間的同時方便維修作業。筆者的團隊測算了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速度，預計年投資額可能高達13000億元人民幣，比過去三年的年均投資翻一倍。數字基建有助于提升城市的集聚效應，在容納更多的人口和資源的同時緩解一些常見的大城市病，如交通擁堵及污染等。

第二，區域互聯互通不斷升級，未來高鐵將更聚焦都市圈內出行，更為智能。中國城市群的發展離不開全球最長及最快的高鐵系統，新推出的鐵路規劃綱要指出，2035年高鐵運營里程將翻番至70000公里。但鐵路長度不再是唯一的關注點，其規劃更突出了尊重城市化和人口流動規律，將往人口密度更大的城市群傾斜。其中，還重點提出打造智能通勤鐵路網，實現城市群內部主要城市之間2小時通勤，并引入人臉識別功能用于快速無接觸支付及進站。

第三，主要城市群一體化步伐加速，力爭要素流動更加自由。筆者認為，城市的集聚效應會帶來更好的就業市場匹配、知識外溢、供應鏈的專業化以及跨行業協同效應。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實施結構性改革，包括放松戶口限制和打通目前相對割裂的社保體系，以促進生產要素（尤其是人力資源）向大型城市群聚集。事實上，國家已經出臺一系列改革措施來提升要素流動和區域一體化。

國家層面來看，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若成功實施，它將改善中國在土地、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分配效率。地方層面來看，五大城市群（長三角、大灣區、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也先后發布了區域一體化發展政策。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綱要于去年年底提出，現在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該綱要提出要通過提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公共服務共享和整合來打造一個完全一體化的超級城市群，包括建立統一的社會福利系統（包括養老金、醫療和基礎公共服務）、交通系統以及新一代電信服務，以促進區域內更加自由的人口流動。

大數據應用的接受程度不斷提高，智慧城市迎來快速發展機遇。中國智慧城市得以更快發展的前提是大數據的應用面臨更少掣肘，各種“超級應用”和物聯網平臺迅猛發展。防御傳染病，提升了公眾對于大數據應用的接受程度。如健康碼（顯示了居民的出行記錄、在風險地區的停留時長以及與潛在病毒攜帶者的聯系）內嵌于少數“超級應用”，在中國已經比較普及，并促進了國內出行的復蘇。

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自2005年便開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旨在長期提升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2015年由于產能過剩、杠桿率高等結構性問題，匯改后一段時間內曾出現一定規模資本外流。然而，2016年后，中國提出了更清晰的三支柱框架（金融防風險控杠桿攻堅戰，資本市場改革開放，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經歷了過去數年的結構調整，中國的金融體系已變得更加透明和穩健。人民幣國際化得以繼續揚帆進取：今年，中國涉外交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比例已經超過了2015年的峰值；同時，人民幣在國際外匯儲備中的占比也超過了2%，為2015年的2倍。

進入2020年之后，部分地緣政治沖突，以及世界多極化趨勢，更加突出了人民幣國際化對于保障資本流入、減少融資風險，實現中國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性。隨著中美在科技、國防、金融等諸多領域展開競爭，面對美元在全球金融和支付領域的主導地位，中國也要未雨綢繆以保證資本流入及應對融資風險。此外，盡管過去幾個月中國經常賬戶受益于強勁出口，但中期來看，人口老齡化將持續壓低國民儲蓄率。預計2022年開始經常賬戶盈余將逐步減少，并于2025年步入赤字時代，這意味著屆時中國將成為一個資本進口國，人民幣資產國際化不是可有可無的錦上添花，而是確保資本來源的必由之路。與此同時，本輪全球疫情沖擊下，主要發達經濟體采取的空前政策刺激政策易放難收，譬如美聯儲貨幣政策框架已經官宣改弦更張，極低利率可能維系至2024年。在未來全球超低利率的環境下，中國保持了常態化的貨幣政策，人民幣主權資產的收益率，對于長線投資者和外匯儲備管理者，頗具吸引力，提供了進一步國際化的良機。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人民幣資產國際化的步伐將加快，未來的政策可能更加聚焦在擴大金融開放、深化國內改革，以及拓展人民幣的使用范圍。

第一，進一步開放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以資本市場改革吸引外國投資。股市方面，中國政府自2019年起已經開啟了相關改革，未來將繼續加快A股納入全球指數，擴大滬深港通覆蓋范圍，推出“ETF通”“新股通”，擴大融資融券交易范圍以及加快全國養老基金入市；中期來看，政府可能進一步放寬上市標準、交易價格限制、對沖和衍生品交易規則，以及擴大養老金入市規模。債市方面，近期央行、證監會、外匯管理局又聯合起草了《關于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市場有關事宜的公告（征求意見稿）》，為境外債券投資者簡化了申請流程并統一了準入管理。預計中國將推出更多的改革措施，如加強保護債權人權利，提高國際評級機構對國內市場的覆蓋，并完善債券違約處置機制。金融市場也將更加開放，包括QFII監管放松（如增加投資范圍），增加外資券商/資管公司牌照發放，以及向特定銀行發放投行/資管業務牌照。

二是通過國內改革提升生產率，為投資者創造回報機會。面臨逆全球化風險，中國提出了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戰略發展方向。除了上述的城市化2.0，還包括通過建立海南免稅島等措施，加大開放，促使海外消費回流?？傮w而言，在向多極化世界的轉型過程中，中美或將在科技、安全、金融市場等領域展開競爭，而其余各國將在其中求平衡，預計中國企業界依然會涌現較多的“地區冠軍”，相反，部分產業的跨國巨頭將面臨更高的成本以及逐漸萎縮的潛在市場，成為逆全球化輸家。因此，實體經濟的改革將為人民幣資產提供后盾。

三是通過匯率逐步市場化以及在涉外交易鼓勵人民幣結算，來拓展人民幣的使用范圍。筆者預計以下幾個方面可能將齊頭并進：第一，鼓勵更多的跨境支付通過央行數字貨幣結算，由目前國內市場小額支付測試最終擴展成為國際支付手段。加拿大、新加坡、中國香港和泰國已經開始進行電子貨幣跨境支付測試，其中部分展示了數字貨幣在提高效率及減少結算風險方面的優越性。全球在數字貨幣領域的深入合作將使在SWIFT系統之外進行跨境支付成為潛在可能。第二，通過將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與其他國家支付系統增強連接。一些歐洲銀行已經接入了中國CIPS系統，中國和歐元區在跨境支付方面的合作空間依然較大。第三，與主要貿易伙伴簽訂更多的貨幣互換協議。

以上的改革路線圖如能繼續實施，且考慮到主要經濟體的寬松政策易放難收，全球超低利率的環境下，人民幣資產的收益率背靠結構性改革帶來的生產率增長，以及常態化的貨幣政策，對于全球長線投資者頗具多元化配置的吸引力。筆者預計，今年中國吸引到的證券資本流入將達到1500億美元；2021-2030期間年均資本凈流入將可能達到2000-3000億美元。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化，在疫情影響下的多極世界邁向快車道，最終促使全球貨幣體系趨于多元化，預計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資產中的比例有望于2030年達到5%-10%之間，成為世界第三大儲備貨幣，也為中國的新型城市化、產業鏈自主升級，提供堅實的資金與貨幣保障。以上便是筆者對于打造國內國際雙循環所需要的雙支柱的思考。

邢自強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