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地“七人普”數據陸續公布。讀+君整理數據發現，從2010年到2020年，珠三角和港澳共增長人口近2200萬人，長三角的上海、浙江、江蘇兩省一市人口增加超過1800萬人，合計土地面積還不足全國的3%的兩塊區域，人口增量卻達到了全國的55%。

前往沿海灣區，仿佛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

拿粵港澳大灣區來說，從金山軟件、健力寶到格力、TCL，從華為、步步高到比亞迪、小鵬……一代代創新、創業、創富的故事在這塊寶地不斷上演。

為什么沿海灣區會成為大家眼中的“香餑餑”？下面這三個“故事”里也許有你想要的答案。

大灣區的人口故事：

不僅人多還“年少有為”

要衡量大灣區的實力，首先得從城市人口說起。

10年間，深圳人口增加714萬人，廣州人口增加接近600萬人，遠超北京和上海，都奔著2000萬的超級城市而去，一線城市的地位更加鞏固。

2021粵港澳大灣區深圳花展。南方日報記者 魯力 朱洪波 攝

東莞則首次跨過千萬人口大關，人口增加225萬人，成為新一座超大城市。佛山緊隨其后，增加230萬人。此外，經受風波的香港，10年人口增加近40萬人，澳門雖然人口增量只有13萬，但是增幅卻達到了24%，與東莞相當。

東莞城區。南方日報記者 孫俊杰 攝

要知道，這些增量的可都是常住人口，也就是說至少要在城市里定居半年以上，得有固定住所、有固定工作、有固定收入。

常住人口增加帶來的優勢可不少。努力工作可以提高生產力，而衣食住行的需求則可以帶動更多消費，讓城市里經濟循環的雪球越滾越大。

深圳市區。南方日報記者 朱洪波 攝

有人說看人口不僅要看總量和增量，還要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齡。

沒問題，這兩項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強項。

從年齡來看，深圳人口中，60歲及以上只占5.36%，廣州11.41%，珠海10.00%，佛山10.52%……都低于全省、全國均值。

特別是深圳、珠海、東莞、惠州和中山這五座城市，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都不到7%，按照國際通行判斷標準，尚未步入老齡化社會，還屬于正兒八經的“年輕人”城市。

東莞一高新技術企業的自動化生產車間內，技術人員操作儀器生產。南方日報記者 孫俊杰 攝

從受教育程度看，廣州的高校規模與質量全省首位、全國前列，深圳、珠海一方面吸納全國乃至全球人才，一方面加速建設高水準大專院校，其人口素質之高、學歷之高，在國內都屬于優等生。

以深圳為例，每10個人中就有2.9個大學畢業，廣州為2.7，珠海為2.6。這一數據的全國平均數為1.55。

高素質人口人才的匯聚，一方面顯示大灣區的機會多，另一方面本身就是不可限量的財富。

華南師范大學舉行2020年學生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南方日報記者 李細華 攝

大灣區的企業家故事：

從“打工仔女”到躋身富豪榜前列

今年“五一”期間，香港首富短暫換人。

寧德時代董事局主席曾毓群身家345億美元，一舉超過了香港傳奇富豪李嘉誠和李兆基，躋身香港首富。

曾毓群

曾毓群不是廣東人，但他的創富故事卻是在大灣區里發芽生長。

1991年，曾毓群放棄了在福建的國企工作，選擇來到東莞新科電子廠，經過十年一線打拼后，他成為了公司最年輕的工程總監。隨后他參與組建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TL）在香港注冊成立，并在廣東東莞成立了首家工廠。

2007年我國開始扶持新能源汽車行業時，曾毓群察覺到了車載電池的巨大市場潛力。于是在他的主導下，ATL成立了動力電池部門，進行車載動力電池及動力電池管理系統的開發，并很快獨立出去，寧德時代就此成立。

2017年到2019年，寧德時代坐上了全球新能源動力電池第一的寶座。2020年起隨著電動汽車需求的不斷升溫，寧德時代的股價升幅累積達230%。

當曾毓群在東莞車間里鉆研電池技術時，同一時期，21歲的王來春來到深圳，初中畢業的她成為富士康在內地的首批工人，并很快成長成為掌管上千人的課長。

1999年，王來春與哥哥王來勝出資購買香港立訊公司，干起跟富士康一樣的老本行業務：研發、生產、銷售各種電子連接線、連接器。

立訊精密借助與富士康和蘋果的合作關系迅速崛起，特別是贏得無線耳機“AirPods”的生產訂單，讓王來春這位曾經的深圳“打工妹”，登上了中國富豪榜。

王來春。南方日報記者 朱洪波 攝

像曾毓群和王來春這樣的企業家絕不是個例，通過技術鉆研走上管理崗位，借助制造基礎和產業鏈優勢，抓住機遇另立門戶，融入全球產業大潮，加上深圳的金融市場、香港的國際貿易優勢等提供的豐富養料，在個人財富狂飆突進的同時，也打造出一個個極具產業競爭力的企業。

回顧他們的創富故事可以看到，每一步都與時代變化如此契合，與大灣區發展如此合拍。

這樣的故事，也只有在珠三角、在粵港澳大灣區才能如此順暢地演繹。似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每一步又都鐫刻著奮斗的因子。

大灣區的未來故事：

以前人跟著產業走，以后資本跟人走

人在空間上的遷移、產業在空間上的變遷是決定一個區域未來發展的兩股關鍵性力量。

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總工程師張國華認為，如今，這兩股力量的發展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工業文明時期，是人跟著產業走，建工業區建廠房，產業工人就跟著來了。但在綠色生態文明和知識經濟時代，產業和資本跟著人才走，人才跟著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走。

如今，大灣區各城市無論是興建高校、綠道，還是軌道交通和世界級航空、港口組成的超級交通網絡，都是對這一趨勢的主動回應。

北京大學科技開發部前部長陳東敏親自參與了松山湖材料實驗室與松山湖科學城的建設，他對廣東創新發展有著切身體會，“廣東科研創新的總體態勢很好，接連成立、建設了多批省級實驗室，科研經費投入也排在中國前列。”

松山湖國際創新創業社區。南方日報記者 孫俊杰 黃政正 攝

松山湖實驗室正在探索建設聯合工程中心，“最大的特點是大家不再圍繞申請研究課題轉，而是各方共同制定工程任務書，協同研究將創新型產品快速帶到市場，” 陳東敏介紹，這樣可以讓科學家專心投身科技研發，讓產業各方在后續環節降低制造成本。

東莞的制造優勢，不僅托起企業家的創業之路，也正在支撐創新轉化的更多可能。

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的分子材料研究團隊研發人員在實驗。南方日報記者 孫俊杰 攝

放眼世界，粵港澳大灣區處在環太平洋和環印度洋貿易圈的樞紐位置，在集聚創新要素、輻射帶動周邊上擁有極佳機遇。如果說在剛剛過去的40多年，大灣區的城市更多的是單向融入全球化的進程，那么在下一個40年，它們要做的是從“跟隨者”化身為“領跑者”，真正走到全球化的中心，在全球經濟網絡中占據樞紐地位。

東風來了，時代變了。

【話題研究員】王彪 陳明詩 實習生林廣豪

【策劃】鄭佳欣 黃應來

【統籌】鄭佳欣